今年是“兩山”理念提出20周年。“兩山”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統一關系。從經濟學視角來看，這一論斷不僅顛覆了“以環境換增長”的發展邏輯，而且為正確處理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的關系提供了新的理論路徑和政策指引。新時代以來，我國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式擴張加快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生態文明建設成就舉世矚目，逐漸實現從“環境約束”到“綠色紅利”的躍升。

　　環境約束與經濟發展的現實困境。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早期，西方國家大都選擇了資源依賴型的經濟發展路徑，其經濟發展往往依賴資源的高強度投入與環境的過度消耗，我國改革開放早期的經濟發展也具有這一特點。這種發展路徑雖然在短期內能推動產出增加，但也導致嚴重的環境退化與生態失衡。從外部性理論來看，高強度投入與過度消耗導致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是一種典型的負外部性，其成本未能完全內部化，造成整個社會福利損失，隨著環境容量接近極限，環境質量下降對公共健康、產業競爭力和社會穩定構成嚴峻挑戰，環境治理成本不斷上升，成為經濟發展的“硬約束”。

　　生態價值與綠色紅利的雙重效益。踐行“兩山”理念，關鍵在于承認并挖掘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將環境保護由成本中心轉化為財富源泉。“兩山”理念將自然環境視為生態資本，生態資本的價值實現不僅體現在資源供給上，還體現在生態系統的調節功能和公共品屬性上。通過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帶來多重經濟效益，表現形式包括直接收益、間接收益、創新收益等。例如，生態旅游、綠色農業、碳排放權交易等能夠將優質環境資源轉化為現實市場收益；例如，良好的生態環境通過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吸引高端產業和人才聚集，從而降低社會治理成本，帶來間接收益；再如，嚴格的環境規制通過倒逼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從而帶來創新收益。這些“綠色紅利”的表現形式與“波特假說”提出的環境規制和創新理念高度契合。因此，環境不僅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更是激發新動能、形成新優勢的重要源泉。

　　制度安排與綠色發展的實現路徑。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環境治理往往存在失靈的情況，必須通過制度設計將環境外部性內部化。近年來，我國逐步建立起一套多元化的綠色發展制度體系，包括環境稅、碳排放權交易、排污許可證等環境規制工具，使污染者為其行為付出代價。設計和發展綠色金融、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激勵機制，引導資本流向低碳環保產業。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生態補償機制，實現區域間綠色收益共享。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政府績效考核，利用生態環境考核與監督，推動地方政府形成長期激勵機制。這些制度安排實現環境外部性問題內部化，把環境保護轉化為促進創新與轉型的動力，從而實現由“環境約束”向“綠色紅利”的跨越。

　　環境保護與共同富裕的理論升華。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看，環境質量是最普惠的公共產品，其在改善生態環境的同時能夠顯著提升居民的邊際效用。綠色發展不僅為社會創造新的財富增長點，還能通過公平的環境權益分配促進共同富裕。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推出全國首個竹林碳匯共富項目，建立“兩入股三收益”利益聯結分配機制，村合作社將流轉金入股到縣強村富民集團，集中投資到共富產業園、共富鄉宿等具有穩定性收益的經營性項目。由此可見，綠色紅利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新來源，也是社會公平與代際正義的重要保障。

　　“兩山”理念提出20年來的生動實踐充分表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非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而是能夠實現雙贏的統一體。從經濟學意義上看，環境保護是對生態資本的投資，能夠通過直接、間接和創新效益帶來“綠色紅利”。通過制度創新與政策激勵，環境保護正逐漸轉化為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未來，我國經濟要在全球競爭中保持優勢，必須堅持綠色發展道路，將綠水青山這一無形資本轉化為源源不斷的金山銀山。（作者：王浩力，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黃慶華，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2024年度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追加重大項目《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對策研究（批準號：2024ZDZJ60）》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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