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以來，俄烏沖突“意外”爆發、美國“高效”動員對俄制裁、俄軍推進速度遲緩、烏克蘭抵御能力持續增強、印度反對美國對俄制裁等現象，都出乎多數中國研究者的意料，暴露了中國國別研究的滯后與缺失。
盡管多年來的中國國別研究已過了基礎認知的階段，任何國家在中文文獻資料中都能找到其基本知識點，但時代與環境變化太快，基本知識點已無法滿足新時代中國國力達到全球強國水平的需求，進而出現了對他國近況、全球變局的巨大研究真空。對此，中國必須要有一場國別基礎研究的機制改革，全面整合信息梳理、探究、報送體系，在關鍵議題上采取新型“揭榜掛帥”制，以全球強國戰略為本位，實現對各國研判的重大升級，助力民族復興。
當下中國國別區域研究的十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教育部備案的區域和國別基礎中心或基地有數百個，國別研究的書籍有數萬種。2021年1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還增加“交叉學科”大類，下設“區域國別學”為一級學科。不能否認，區域國別研究有長足進步。然而，時局對中國的期待以及中國本身對外交往的需求決定了，當前中國國別區域研究至少存在十個方面的問題仍是相當突出的：
一是重文獻梳理，輕現實追蹤。在中國，絕大多數的區域國別研究機構都只有個位數的研究人員，甚至有的機構一人身兼多個國別研究任務。人力有限，只能針對過往期刊論文進行梳理，再進行個別國家少數議題的探討，再進行周期3個月至一兩年不等的論文發表。目力所及的國別區域研究公開資料，顯得數據舊、事例老、判斷過時。對現實的追蹤遠遠跟不上國家政策研判的需求。
二是重文本研究，輕人際訪談。在中國，從事區域國別研究的人員一般都是學院派出身，鮮有外交、外事與商務經驗。偶爾的訪問學者經歷，所能接觸的對象國人員一般也以學者為主。這使得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多數只能靠閱讀資料，依靠他國媒體報道或學者論文來做研究，通過實地調研、人際訪談獲取的內容少之又少。這導致區域國別研究的內容過于學理，時常套用不到現實中。
三是重英文資料，輕當地語言。由于小語種人才的缺乏，區域國別研究的人員多數只會英語，習慣用英語來了解他國事態的進展，更偏向于美國學者或媒體的論述來追蹤他國現實，這導致區域國別研究的“美式思維”嚴重，關鍵用詞、敘事邏輯往往受美國影響較大。比如，對俄烏沖突的“入侵”定性、對西方“民主”“自由”體制的慣用稱謂等，都容易成為一些研究者的日常表述。
四是重零星報送，輕信息整合。由于各部委在關鍵時期都需要對某些區域國別的追蹤研究，往往各自成立專門性的臨時團隊，但各部委之間的信息整合有限，重復建設嚴重，效率急需提升。比如，在某次重大對外摩擦發生期間，筆者就被拉入若干個部委的“專班”群，各個專班群之間相互屏蔽，互不通氣，各自報送的信息則大同小異。
五是重內部報送，輕輿論引導。信息化時代，人人都有一個麥克風，講述對他國的認知，但有時會產生巨大的輿論誤導。比如，俄烏沖突剛發生時，國內新媒體圈里盛行類似“俄軍兩個小時拿下基輔”的謠傳，輕視烏克蘭，甚至拿烏克蘭女性調侃，類似謠言的國際擴散導致烏克蘭社會對中國人的誤解甚至仇視。可見，高質量的區域國別研究不應只局限于內部報送，更需要有社會輿論引導的功能。
六是重國內講述，輕國際傳播。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區域國別研究者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據不完全統計，區域國別研究者在中國約有1萬人。這些研究人員多數都埋頭于文獻研究，少有對外輿論引導的能力，更遑論國際傳播的講述，這很容易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立場的誤解。比如，俄烏沖突以來，西方輿論里一直把中俄正常貿易與交往視為中國對俄羅斯“入侵”行動的支持，甚至把中國視為是俄羅斯軍事行動的最大背后支持力量。
七是重學術人士，輕社會力量。區域國別研究近年來涌現了一批高質量的民間研究成果。這些研究者可能沒有經歷過科班教育，但其中一些人熱愛時事，心懷家國情懷，且有探索精神，他們利用新媒體與各類信息傳播方式產生的影響力高于多數專業機構。比如，“寧南山”對各國產業數據的追蹤、“占豪”對國際時事的分析等，在輿論界都有較大的引導力。
八是重聚焦國別，輕復合解題。當下的區域國別問題往往與大國競爭、經貿博弈、安全困境、技術創新等復合式難題相互關聯著。當前的區域國別研究往往聚集在政治、經濟與社會議題上，一旦出現更多的變量，中國研究者的復合解題與分析能力就顯得遠遠跟不上。
九是重過往總結，輕提前預警。提前預警、未來預判是考驗區域國別研究是否高質量的重要指標。研究者或為愛惜羽毛，或擔心失誤，或資料有限，往往不敢預測未來的進展，也不善于提前預警。2011年北非動蕩、2016年美國特朗普當選、2017年英國脫歐、2021年哈薩克斯坦內亂、2022年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等重大區域事件，國內預警與預判都極度缺乏。
十是重宏大敘事，輕個案分析。宏大敘事對于決策者很重要，但是對關鍵人物、發力點的研究有時關系到整個事態的解決。由于篇幅與研究投入有限，區域國別研究任務較重，使研究者被迫只能進行研究對象國的宏大敘事，對于個人、個案、主要項目作用及其對中國的關系研究極度缺少，導致中國往往缺乏對對象國的足夠影響力。
從全球強國視角重新認識區域國別研究
綜上所述的十個問題，反映了區域國別研究仍多數處于個體戶式運營，缺少足夠資金支撐和系統性整合的供給不足等一系列問題。關鍵原因在于，中國仍是以發展中國家的戰略定位看待與推進區域國別研究，背后折射的是長期以來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小規模、零散化、學院派的“小國寡民”初級階段特征。
事實上，“區域與國別研究”是全球強國地位的自然產物，意味著一個崛起國家大國責任與全球意識的覺醒，是全球強國之間生存斗爭、保持強國命脈的“御用之學”。區域國別研究的定義不只是讓中國國內人知曉對象國是什么、發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讓中國國內知道對象國動向對本國國家利益意味著什么，更要讓對象國意識到來自中國對外戰略的意圖。
19世紀初，法國崛起，國家資助托克維爾了解美國而寫就《美國的民主》；20世紀中葉，美國崛起，國家資助本尼迪克特寫就日本國情《菊與刀》等均成為傳世不朽的區域國別研究名著。這充分說明，“區域與國別研究”天生帶有政治服務的功能屬性，不是學術界自娛自樂的個人文字游戲，更不是對對象國無關緊要的雞毛蒜皮的細節積累。
“區域與國別研究”的優先責任，就是國家花重資，摸索國家利益向全球拓展的出路，這正是為何美國年均花百億美元投入“區域國別研究”的根本原因。2022年3月28日美國公布2023財年總統預算案為美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USAID)提供的604億美元，較2022財年申請數增長3%，重點支出領域中相當一部分都是作為全球強國的“區域國別研究”，包括：一是提供16億美元用于支持烏克蘭以及歐洲和中亞地區遭受安全威脅的盟友和伙伴；二是鞏固美聯盟體系、重建美國際領導力，促進歐洲和印太地區繁榮與安全，并提供40億美元履行對國際組織相關承諾；三是提供23億美元支持美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外交活動；四是為國務院和美國國際開發署提供106億美元資金，以加強全球衛生體系建設；五是提供18億美元用于落實印太戰略，并為“對抗中國不良影響力基金”額外提供4億美元；六是提供32億美元的資金在全球范圍內捍衛民主體制；七是提供26億美元促進世界各地性別平等；八是加強外交和發展領域人才隊伍建設。
確立區域國別研究的大戰略
當前國內“交叉學科”確立與區域國別研究發展布局，為未來區域國別研究的大戰略推出奠定相當厚實的基礎。針對目前作為全球強國地位的區域國別研究供給不足的新情況，筆者建議：
一是以全球強國的戰略加大對區域國別研究的投入。目前動輒5萬、10萬元的預算、一周半月須完成的短平快研究項目，是無法支撐起區域國別研究的高質量發展的。允許并培養一些新銳學者針對一些重大問題進行長期聚焦研究，是提升研究質量的當務之急。
二是對全國區域國別研究基地進行摸底整合，推動人員、信息、項目共享，最大限度地避免研究重復，提升研究產品的效率。以當下熱點的烏克蘭研究為例，國內高校至少有11所“烏克蘭研究中心”，但每家都只有少數幾位研究者，甚至僅僅是掛了牌。如果能夠整合群力研究，在俄烏沖突中的中國策略研究則能更加積極主動。
三是善用市場機制與資源，打造“揭榜掛帥”工程，進行關鍵緊急項目的攻關。針對大量社會研究資源并未進入決策層視野的問題，在一些緊要、重大與關鍵的項目上，不妨嘗試通過市場化招標，廣攬人才為國效力。
四是改革外事報批制度，激勵學者對外交流。當前對外交流的審批報批制度日趨嚴格，極大限制了區域國別研究者對外交流的熱情與人際交往的動力。沒有基于國際人脈的調研，區域國別研究的成果肯定是乏善可陳。
五是加強國際合作，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國別研究不能閉門造車，加強國別研究人員走出去，吸引該國別人員走進來，兩者結合深化研究，吸引留學該國人員研究。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線上線下相結合深入研究。
六是強化政研結合，國別研究要上下結合。國別研究不能脫離實際、紙上談兵，不僅要加強政、產、學、研、用合力做好國別研究，而且要充分利用好商務、教育、外交等各駐外使領館人員，加強政府與高校國別研究互動。
總之，中國發展進入新時代，區域國別研究需要有新時代的大戰略。以全球強國的戰略布局投入區域國別研究，整合優化區域國別研究的力量，假以時日，一定能助力民族順利復興、國家持續崛起。（作者：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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