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數字孿生體技術概述

　　數字孿生（DigitalTwin）概念最早由MichaelGrieves于2002年在產品生命周期管理（PLM）框架下提出，最初被稱為“MirroredSpacesModel”。數字孿生技術是通過數字化技術手段，創建物理實體或復雜系統的高保真虛擬復制品，借助實時數據同步、動態仿真分析及智能決策算法，實現實體狀態的實時監測、精準預測與優化控制。這一虛擬復制品能夠實時反映實體的結構特征、運行狀態和環境變化，并在數字空間進行仿真預測和風險評估，使決策者能夠提前采取措施應對潛在問題。其技術架構通常由三個核心組成部分構成：一是物理實體，即現實中具體存在的對象或系統，如工業設備、醫療設備、城市基礎設施；二是虛擬模型，利用計算機技術在數字空間創建與物理實體完全一致的虛擬復制品；三是數據交互接口，確保實體與虛擬模型之間進行實時雙向數據傳輸與動態同步，當前，數字孿生技術已成為實現物理世界與虛擬世界深度融合的重要工具，正在重塑工業制造、醫療健康、智慧城市、航空航天、文博等業態。

　　二、數字孿生體技術應用涉及的合規問題

　　（一）隱私保護、數據合規與數據安全問題

　　數字孿生體技術依賴于實時大量數據的采集、分析與處理，然而數據的采集和交互中通常涉及大量個人敏感信息，帶來了隱私與個人信息安全、數據跨境流動、網絡安全等合規問題。

　　在隱私與個人信息保護方面，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被視為國際數據保護的重要里程碑，GDPR第6條規定數據處理的合法基礎，包括獲得數據主體的明確同意、履行合同義務、滿足法定義務、保護數據主體重要利益及公共利益等。GDPR第7條強調數據主體的同意等要求。在執法層面，法國數據保護監管機構CNIL在2019年對谷歌公司因其未能充分履行透明告知義務及有效獲取數據主體同意作出處罰，體現了對數據控制者提出的高標準合規義務。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規呈現出嚴格保護個人信息的趨勢，規定了數據主體明示同意及針對敏感個人信息的單獨且明確的同意等監管要求。

　　數字孿生體技術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數據的跨境傳輸，但因各國數據保護的法律差異而面臨嚴峻的合規挑戰。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第44至49條明確規定數據跨境傳輸條件，通過標準合同條款、企業約束性規則以及對數據接收國進行充分性評估等機制保障數據安全與合法。2020年“SchremsII”案中，歐洲法院裁定美歐隱私盾協議無效，這使得企業在實施跨境數據傳輸時必須進行更加嚴格的法律風險評估和安全保障措施。我國的《數據安全法》第31條規定重要數據跨境傳輸前必須經過國家網信部門安全評估，體現出對數據主權與安全的重視。相比之下，美國在聯邦層面尚未制定統一的法規，僅加州通過《消費者隱私法》（CCPA）對數據保護提出監管要求。因此，跨境數據流動法律標準不一致將導致企業置身于更復雜的合規困境，如何確保數據處理行為符合多個司法轄區法律要求成為實務熱點。

　　數字孿生技術體的實時數據交互和處理特性使得網絡安全問題尤為突出。這種技術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意味著大量敏感數據的實時交互與存儲，極大增加了數據泄露、黑客攻擊以及信息篡改等網絡安全風險。我國《網絡安全法》明確規定了網絡運營者的安全義務與報告義務，此外還需建立健全網絡安全等級保護制度，定期進行網絡安全風險評估和安全審查。從域外監管的角度來看，網絡安全責任的監管趨于嚴格。例如，2020年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ICO）對萬豪國際集團實施了高達1840萬英鎊的罰款，體現了對于網絡安全合規義務的重視程度。在數字孿生體會等新興技術廣泛應用的背景下，企業應跟進外部監管政策以應對持續演進的網絡安全風險。

　　（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數字孿生技術涉及數據產權認定、算法與模型專利保護以及商業秘密保護等知識產權問題，因國際立法和司法實踐的差異而更顯得復雜。

　　目前國際法律界尚未就數據本身的產權歸屬達成統一共識。歐盟的《數據庫指令》（Directive96/9/EC）雖對數據庫組織者提供一定保護，但未明確界定數據本身的產權屬性，算法和模型專利保護領域的標志性案例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AliceCorp.v.CLSBankInternational（2014）案。法院在該案中確立了較為嚴格的算法專利審查標準，顯著提高了數字孿生技術領域的算法專利申請門檻。商業秘密保護方面，美國《統一商業秘密法》（UTSA）和《商業秘密保護法》（DTSA）為企業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此外，數字孿生技術中的復雜算法、技術方案及模型細節等核心內容往往構成企業的重要商業秘密，其保護有效性極大依賴于企業自身所采取的管理和技術措施。國內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企業因商業秘密保護不足而引發的法律糾紛頻發，凸顯出企業對商業秘密保護合規措施升級的必要性。

　　（三）侵權與法律責任認定問題

　　數字孿生技術由于其高度復雜性和涉及預測決策功能，在實際應用中所引發的法律責任和風險管理問題成為當前法律理論研究重點，具體涉及侵權責任、產品責任等法律領域。我國《民法典》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了侵權責任與產品責任。數字孿生技術尚存在法律界定難題：該技術究竟應歸類為產品還是服務？如果數字孿生技術被認定為“產品”，企業需為設計或實現缺陷導致的損害承擔嚴格責任。這一問題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尚未達成統一共識。

　　（四）倫理與社會問題

　　數字孿生技術的快速普及和深入應用，也引發了顯著的倫理問題。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現象，數字技術產生的紅利可能并未被公平分配至社會各個階層和群體。同時，科技倫理問題涉及數字孿生體技術的應用過程，例如個人數據隱私保護與信息主體自主權之間的平衡、算法偏見對社會公平造成的影響等。

　　二、數字孿生體技術應用的合規建議

　　一是加強企業合規管理、制度和科技倫理機制建設。一方面企業需明確合規管理的內部組織架構，設立專門的合規部門或指定合規負責人，確保企業各部門在經營活動中充分理解并履行合規義務。另一方面，企業應建立倫理和社會責任管理機制，開展倫理風險評估并明確潛在的倫理風險，制定相應的預防和緩解措施，同時企業應履行主動披露義務，確保技術應用的透明性和公開性，接受公眾監督，建立公眾信任。

　　二是企業需建立系統而詳細的數據管理制度和網絡安全保障機制。這些制度和流程應該涵蓋數據尤其敏感數據的采集、存儲、處理、共享及數據銷毀等全流程，并對企業數據進行治理進行嚴格的數據分類管理，針對跨境等數據流動進行事先合規評估。此外，建立有效的內部數據合規審計機制對企業而言同樣至關重要，識別企業數據處理流程中的合規漏洞和潛在風險，及時糾正不合規行為。

　　三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與合同規范。企業在合作中應通過合同明確約定數據和知識產權的歸屬、使用權的許可范圍，以及各方的權利義務和侵權責任承擔機制。企業應加強專利保護措施，明確專利申請條件和流程，爭取核心算法和模型的技術創新獲得法律保護。此外，企業還需采取積極的商業秘密保護措施，在合作協議和雇傭合同中應明確約定商業秘密保護的具體措施，包括簽署詳細的保密協議、明確數據訪問權限、嚴格執行商業秘密的管理制度等，以確保核心技術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四是建立法律風險防控和應急處理機制。企業應當進行系統的法律風險識別與評估，明確數字孿生體技術應用中的潛在法律風險點。風險評估應包括對數據處理活動的合法性審查、算法的合規性審查、知識產權保護狀態評估等，以提前預防法律風險的發生。其次，企業需建立健全的法律風險防控體系和應急響應機制。同時，企業預先準備法律救濟渠道，包括與律師事務所或法律顧問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以便在法律風險事件發生時迅速獲得專業的法律援助。

　　三、數字孿生體治理趨勢展望

　　首先，針對數字孿生體技術或將出臺專項計劃或者規范。我國已發布的《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從“探索建設數字孿生城市”角度為數字孿生城市建設提供了國家戰略指引。英國亦在推進國家數字孿生計劃（NDTP），發布了《英國國家數字孿生體原則》，顯著提高了基礎設施管理的精細化水平。美國在聯邦層面尚未出臺統一的數字孿生體專門法規。當前，數字孿生體面臨數據安全保障度偏低、知識產權歸屬復雜、法律責任界定難以明確、監管難度偏大和技術倫理等合規問題。從監管趨勢來看，隨著技術應用的不斷成熟，各國或將逐步出臺針對數字孿生體技術的專門規范或者計劃，規定應用數字孿生體的原則或者規則，以確保技術應用的安全性、合規性和合倫理性。

　　其次，數字孿生體技術在數據監管、算法監管面臨更明確的監管要求。《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深遠影響，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已開始關注技術應用中的數據使用和隱私保護問題，在亞洲，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也相繼加強數據監管。例如，日本《個人信息保護法》（APPI）對跨境數據傳輸設立嚴格機制，通常要求獲得數據主體同意或確保接收國具備足夠數據保護水平，新加坡《個人數據保護法》（PDPA）明確規定數據收集、用途及披露過程須建立在明確用戶同意與目的限定基礎之上，并要求組織披露隱私政策及保障措施，這些都對數字孿生體技術的合規應用提出了更加明確要求。在算法層面，國內在算法備案、內容標識、內容治理、算法公平等方面不斷提出更細致的要求，同時歐盟《人工智能法案》修訂等強化了高風險系統的監管要求。

　　再次，構建數字孿生體技術需遵循一國內的法秩序，同時參與推動標準制定減少合規沖突。數字孿生應用需要以國家安全觀為基礎，同時，數字孿生技術的全球性應用特點決定了國際合作的必要性，在數據保護標準、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法律責任界定方面加強合作，有利于推動區域范圍內統一標準的制定，減少法律沖突和合規難度。

　　最后，針對數字孿生體技術的倫理與社會責任管理的要求將不斷提高。數字孿生體技術的廣泛應用可能引發倫理和社會公平性問題，企業需在技術應用中預見技術應用場景中的倫理問題，確保技術成果公平分配并促進社會福祉。企業須提高技術應用的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同時，企業也可以通過公眾參與機制提升技術應用的社會接受度，確保技術發展符合科技倫理和社會價值。（劉芳、李燕，作者單位：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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